中国报业第一人狱中编报 黎元江发稿为减刑(图)

《广州日报》是黎元江难以割舍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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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刑人员档案：黎元江，53岁，原任广东省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

A 发稿量关系着积分与减刑

在监狱报刊编辑部，记者见到了黎元江，曾经被称为“中国报业第一人”的他，现在负责监狱报纸的采编工作。曾经统领着中国首家报业集团的黎元江，此时仔细计算着自己每个月在狱中的发稿量，这将关系到他的积分与减刑。

记 者：你们是怎样分工的？

黎元江：我们编报也没什么特别的，编报就是有人负责写稿，有人负责编版。我负责一版的评论文章。

记 者：狱方告诉我们，你是优秀通讯员，一个月发稿10.5篇。

黎元江：有些是两篇当一篇，所以其实不止10.5篇。

记 者：在广州日报社，你曾经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要让不同的读者在你的报纸里面都要找到他的兴趣点”。

黎元江：对，我讲过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当时版面很多，我要让不同的读者在我们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B 我劝大家不要做法律上不准做的事情

1991年，不满40岁的黎元江出任广州日报社社长，之后10年内，该报发展成为拥有163万份的发行量、40亿元总资产的巨型报业集团，发行量在全国排名第二，广告收入为全国之最。不久，他被提拔为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记 者：你觉得《广州日报》的成功，你个人的功劳应占多大的比例呢？

黎元江：25%吧，我大胆地给自己抬高一点。就是说，我在，可以带动这个报纸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功劳是一半；我不在，报纸照样前进发展，所以我不能占一半，只能说是一半的一半。

记 者：有人说这是垄断资源给你的机会，你同意吗？

黎元江：我同意一半。因为在中国，报业资源属于国家统一管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办报，所以从这点来讲，有一点垄断的味道，但不是完全垄断，因为还有大把报纸在跟我们竞争，同一个城市里就有《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

记 者：当时你手中的权力有多大呢？

黎元江：我手中的权力就是《广州日报》能赚多少钱，我就能支配多少钱。

记 者：手上有这样大的权力，你所面临的诱惑大吗？

黎元江：有一点诱惑，不算太大。主要就是商业贿赂，其实是挺普遍的——买东西有回扣，但是一般的供应商根本接触不到我，所以想向我行贿比较难。不太多，但也有。

记 者：都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接触到你呢？

黎元江：大生意啦，特别大的啦。

记 者：大到什么程度？

黎元江：就是几千万元美金的那些。

记 者：你是否同意“把公共资源化为私有”的说法？

黎元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这些钱明明是国家的，一个人根据什么理由变成自己的，这是不合理的。国家给我们的时候只有1万元，等到我们工作了十年以后它是1000万，增长了1000倍，那么中间不会全部是我们的功劳。管理者的劳动在里头，从中得到应得的报酬是合理的，问题是方法必须合法，不合法不可取。一个人为国家创造了利润，但他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把自己创造的利润变成自己的，那是不行的，因为那是人民的财产。

记 者：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会用哪一种方式来拿到你更合理的报酬呢？

黎元江：我没想好用什么方式，但是我不会做现在法律上不准我做的事情。我也劝大家不要去做，不要违纪违法犯罪。

C 一旦触犯了法律，命运就身不由己了

2003年2月，一封署名“老职工”的来信引起广东省检察机关的重视。经查，黎元江在任职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3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1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黎元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决定征购土地、采购印刷设备及干部的人事安排中为行贿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黎元江：最终不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是法律决定命运。这是很多人应该记取的，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等着走我这条路。我真的不希望他们这么笨，傻乎乎地就走我这条路。

记 者：你是不是有切身之痛？

黎元江：自己最好的时间，本来应该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事情，应该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应该自己保重好身体以便为党做更长时间工作，都没有，这是挺痛苦的。

我们失去的东西其实是蛮多的，没有了钱，没有了名誉、地位，很多曾经拥有的东西都失去了，有的出去以后还可以通过努力找回来，至少一碗饭还可以有，但有一样东西不可以拿回来了——光阴。我不到49岁开始失去自由，等出去之后已经接近60岁了。失去其他东西都可以挽回，光阴不可以挽回，其实也蛮痛心的。

记 者：到这儿来感觉习惯吗？

黎元江：同样洗一件衣服，人家洗得比我干净，这个事没办法。在这里的感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囚牢生活给人心灵上、心理上的压力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确实有很多的措施让我们生活丰富起来，但不能取代因为你是罪犯、失去自由这样一种心理压力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其实比前面的那些要重得多，这是没有坐过牢的人不可以体会的。

D 难舍的报纸情结

黎元江的身体不太好，为了健康地迎接自由，他开始积极地锻炼身体，虽然还有漫长的八年余刑，他还是早早地规划好了今后的人生。有空的时候，黎元江喜欢静静地看报。几年过去了，对《广州日报》，他仍然心存一份特殊的情感。

记 者：每年你们都有订报的机会，《广州日报》是你必订的报纸吗？

黎元江：是呀。

记 者：跟你当年主办的时候风格上有差别吗？

黎元江：风格还是保留下来了，像这句“追求最出色的新闻”的办报理念就没有砍掉。现在很多报纸都喜欢用一句口号似的东西，作为这个报纸的一个格言吧。

记 者：看到一些熟悉名字还是会有感触吧？

黎元江：有些是记者，看到后都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慰。也能看到一些报业的领导人行踪，比如他们出书，或者发表讲话文章，这样的话，心情就比较复杂。其实也有点嫉妒他们，真不错啊！我已经离开了那里，而且是被刷下来的，应该跟我没关系，但自己还是忍不住去关心，所谓情结就是这样。

记 者：想过出去以后吗？

黎元江：我觉得我做报纸还可以吧。这是我的专业，是最轻车熟路的。

记 者：你对报纸寄予了多深的情感？

黎元江：我这一生就跟它拴在一起了，以前拴在一起，以后我到死之前，我想我也就跟它拴在一起了。我不一定能够再做所谓报业的领导人，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很有能力的骨干，这个我想还是可以。

E 不能跟亲人在一起，比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更痛苦

褪去从前身上所有的光环，穿上蓝底白条的囚服，黎元江便与其他罪犯完全一样了——这里，没有身份差别。黎元江最欣慰的时刻是每月一次的亲人会见。

记 者：家人来探望的时候，聊得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黎元江：“保重身体”、“需要什么”、“等你出来”，永恒的话题。其实他们也蛮痛苦的，如果我们承认亲情无价，当你不能跟亲人在一起时，比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更痛苦的。我计算了一下，我的孩子现在是初中一年级，等到将来我有机会跟他在一起吃一顿饭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学二三年级了。在他最需要我这个父亲教育、引导、感染的时候，我不能和他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真是不希望他长大，希望他永远是13岁。我不可以想两样东西，一个不可以想《广州日报》，因为它其实也是我一心一意培植起来的；另一个就是儿子，儿子的成长历程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记 者：你在里面承受精神压力和痛苦，有没有想过你的亲人在外面，可能也承受这种压力？

黎元江：他们其实压力比我还要大，因为我在封闭的大墙里头，可以不听、不管，他们不同啊，外面对他们歧视啊、讽刺啊，什么都有。他们在外面要有社会关系，要有社会活动，很多人可能当面不说，但可能背后说这个说那个，我很难为他们分担。

记 者：有人把你称为“弄潮儿”，你同意这种观点么？

黎元江：他们可能比较习惯把改革者称为“弄潮儿”，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在我主持工作期间成立的，那是1996年，刚好今年10周年。

记 者：在这个大潮中，你觉得自己算是被淹没了吗？

黎元江：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船，一艘比较大的船，我是船长，本来要开向胜利彼岸的，结果因为这个浪潮呢，自己有主观原因，让这个浪潮一个浪把我打下水了。我现在是在水里游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会爬上另外一艘船继续前进吧，我不会淹死的。原来那艘船继续前进，我跟不上，但将来还有一些后面的小船跟上来，我想爬上那些小船继续走吧……

采访手记：不要以为缺乏监督就没有风险

采访中，记者发现黎元江多次强调两件事，一个是多次提到“痛苦”这个词，另一个便是讲“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等着走我这条路。我真的不希望他们这么笨，傻乎乎地就走我这条路”。虽然记者被他的痛苦打动，但却无法感同身受，这种痛苦，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但愿人们良心的复苏与觉醒不要都等到这个时候。而对于那些等着走他那条路的人，记者倒是想让他们多听听黎元江来自大墙内的声音，不要以为缺乏监督就没有风险，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黎元江付出的代价是12年的自由和无法陪伴孩子成长的心痛。

在监狱组织的现身说法教育中，黎元江这样说道：“如果从反思自己亲身经历的成败得失的角度，将自己从党的高级干部变成罪犯的教训，好好地加以反省，作为前车之鉴，让别人获得某种警示，未尝不是自己在入监情况下以实际行动接受改造，弥补自己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失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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