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秘闻：接触海量机密信息

[摘要]斯诺登曾因奥巴马上台而对泄密行为有所迟疑，但希望幻灭。

腾讯科技讯 美国《连线》杂志近日刊登封面文章，细致披露了该刊对“棱镜门”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独家采访过程，并详细还原了这位全球“头号通缉犯”决定揭露惊天内幕前后的心路历程。

以下为文章第四部分：

接触海量机密信息

离开军队后，斯诺登在一处绝密设施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那份工作要求他通过高级忠诚度审查。他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以及严格的背景调查，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即将就此踏上情报工作的职业道路。在参加了情报机构的专场招聘会后，他被CIA录取，任职于全球通信部门，在CIA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总部处理电脑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他从16岁就开始从事的网络和工程工作的一种延伸。

“所有的秘密站点都会与CIA总部联网。”他说，“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上夜班。”但斯诺登很快发现了CIA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尽管它表面看起来是一家先进的组织，但实际的技术却很落后。它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好。

尽管只是这个顶尖电脑团队的一个新人，斯诺登还是凭借出色的表现被CIA派往专为培训技术专家设立的秘密学校。那其实是一个酒店，他在那里完成了大约6个月的脱产学习和训练。训练结束后，斯诺登于2007年3月前往瑞士日内瓦，那是CIA搜集银行业信息的地方。他被安排进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拿到了外交护照，住进了湖边的一套四居室公寓，还接受了一项不错的工作，用于掩饰他的真实身份。

在日内瓦，斯诺登亲眼看到很多CIA特工在道德上做出妥协。由于间谍的晋升速度取决于他们招募的线人数量，所以为了尽可能多招人，他们往往会用尽各种手段，根本不顾这些人究竟有没有价值。他们会把招募的目标灌醉，然后将其关进监狱，再把此人保释出来——让那些人以为欠了他们的人情。“他们会通过一些极具风险的方式来招募线人，这些事情都会对线人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倘若被人发现，还会对我们的国家声誉产生深远影响。”他说，“但我们还是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可以这么做。”

斯诺登说，他在日内瓦认识了很多从心底反对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中东政策的间谍。“连CIA的官员都这么认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由于他的工作是维护电脑系统和网络运营，所以比之前获得了更高的权限，得以接触到更多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信息。知道的越多，内心就越痛苦。“那是布什当政的时候，当时的反恐战争很黑暗。”他说，“我们会刑讯逼供，还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监听。”

他开始考虑当个泄密人，但由于奥巴马即将当选，所以他推迟了这一计划。“我发现，就算是批评奥巴马的人，也对他所代表的价值所打动。”斯诺登说，“他说，我们不会牺牲自己的权利。我们不会为了要抓住极少数的恐怖分子而改变我们自己。”但斯诺登还是失望了，他发现奥巴马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不仅没有履行承诺，甚至彻底否定了这些承诺。”他说，“他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的承诺而把他选为总统，但他却违背了选民的意愿，那么这对社会、对民主意味着什么？”

又过了两年，这种希望幻灭的感受在他脑海里深深根植下来。那时(2010年)，斯诺登已经从CIA调到了NSA，接受了一份在日本担任戴尔技术专家的工作——戴尔是NSA的主要承包商。自9•11以来，美国的情报预算大幅增加，NSA的很多工作都外包给了戴尔和Booz Allen Hamilton这样的国防承包商。对斯诺登来说，日本的那份工作极具吸引力：他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想去日本。斯诺登在横田空军基地的NSA办公室工作，在那个距离东京不远的地方。他教给政府官员和军官如何防范中国黑客对他们网络发起的攻击。

但斯诺登原本就已消失殆尽的希望进一步幻灭。在他看来，间谍通过灌醉银行家的方式把他们招募为线人，已经十恶不赦了。而现在，他又了解到情报部门的定点清除和大规模监视计划，所有的数据都会发送到位于世界各地的NSA监视器上。当美军和CIA的无人机悄无声息地把活生生的人，炸成遍地的尸块时，斯诺登都能从屏幕上看到。他甚至开始感谢NSA的广阔监控范围：通过监控MAC地址(这是一种所有手机、电脑和电子设备都能发出的独特识别码)，便可以了解到每个人在一座城市里的详细动向。

尽管对美国情报部门的使命逐渐失去信任，但斯诺登作为可信的技术专家的升迁历程却在继续。2011年，斯诺登返回马里兰，在那里担任了一年的戴尔技术专家，与CIA的工作人员共事。“我会与CIA的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和所有技术部门的主管坐到一起。”他说，“他们会把最棘手的技术问题告诉我，而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解决问题。”

但2012年3月，斯诺登再次为了戴尔而调动，这次的工作地点是夏威夷的一个巨大掩体，他在那里担任信息共享办公室首席技术专家，专门解决技术问题。这个25万平方英尺(约合2.3万平方米)的“地道”原本是用来存放鱼雷的，里面阴冷潮湿。

NSA庞大的监控能力和有效监管的缺失，都令斯诺登倍感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担忧更是有增无减。最令他震惊的一个发现是，NSA经常会定期把原始的私人通讯信息(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元数据)发送给以色列情报机构。通常来说，这样的信息都会经过“最小化”处理，将姓名和个人身份数据删除。但在这种情况下，NSA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美国人的通讯数据。其中包括数百万的阿拉伯裔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邮件和电话。如果他们有亲人居住在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就会因为这些通讯信息成为以色列的目标。“这太令人震惊了。”斯诺登说，“这是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数据滥用事件之一。”(这一行为去年已被《卫报》曝光，其消息源正是斯诺登披露的文件。)

另外一个惊人的发现则是一份来自NSA局长基斯•亚历山大的文件。该文件显示，NSA正在监视政治激进分子的色情内容观看习惯。这份备忘录称，NSA可以利用这些“个人弱点”破坏这些批评者的名声。该文件还列出了今后的6个目标人物。(格林沃尔德去年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该文件的节选版。)

斯诺登对这份备忘录感到震惊。“这就像FBI试图利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出轨逼他自杀一样。”他说，“我们早在1960年代就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对的。为什么现在还在这么干？我们为什么又卷入了这样的事情？”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在发现了美国情报机构长达数十年的非法监控行为后，同样感到无比震惊，并首次对外披露了这些行为。由此拉开了长时间的改革，随后还出台了《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斯诺登认为，彼时和此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弗兰克•丘奇认为当时的美国已经处在悬崖边上”他说，“他担心，一旦掉下悬崖，便再也爬不上来。而我们今天同样担心美国又一次处在悬崖边上。”。就像当年的丘奇一样，斯诺登也意识到，唯一拯救美国，避免政府继续滥用职权的方法，就是将此事公之于众。但斯诺登既没有丘奇那么丰富的资源，也不具备他那么强大的权利。他只能秘密地实现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他在各种培训中学到的一项技能。